[33] 参见郭介恒：《论美国之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可能性》，载《中兴法学》第33期（1992年4月），第95—99页。
其核心就是通过合宪性审查机制来保障发展权的实现。公法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着重体现为公民一方的权利与国家义务的对应关系。
发展请求权应该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法律制度，增强可操作性。必要时，上级国家机关可以召开座谈会，进行口头汇报和交流。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权具有独特性，很难与现行法的权利体系相融合，因此无法借助现有的制度资源来进行救济。时至今日，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我国《宪法》和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核心，以我国《立法法》、相关组织法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为重要补充的调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规范体系，但有关民族问题的解决至今仍然没有摆脱泛政治化的倾向。[50]参见前注[12]，蒋银华文。
目前，可以考虑由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民族委员会，或者国务院、省级政府的民族事务管理部门接受申诉，进行沟通协调。[27]参见许安标、刘松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规范审查是我国法律系统中的合宪性审查的焦点。
立法处于治的维度，合宪性审查则处于政的维度，是最高国家权力的体现。虽然八二宪法在制定时就已考虑要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和加强它的组织，[41]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事实上也有所扩权，大量的立法事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而非全国人大承担，[42]但这并未使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变为分处不同维度的两个机构，全国人大仍然承担着相应的立法工作。……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社会的利益同公民的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20] 私人利益的融入引发了一系列制度转型，经济事务、法律事务等开始朝向独立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与此相应，国家权力配置也围绕这一制度转型进行了调适。相关审查涉及两方面内容：（1）要审查立法在内容上是否符合政党意志。
传统上，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审查是一种政治审查。第三，使各个国家机关更好地分工合作、相互配合。要准确把握合宪性审查的功能定位，首先需要对置身于议行结构中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属性进行分析。对此，政党意志需与宪法秩序相结合，通过将政党意志纳入考量的宪法文本对相关立法内容进行审查。
林来梵也曾提出要建立合宪性审查优先移送制度。但法院和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可以建立起个案审查的联动机制。当具有分工属性的国家机构之间产生权限争议时，可以通过合宪性审查加以确认。在理解和把握民主集中制规范内涵时，要更加强调民主的制度化以及民主与集中相结合，[21]强调民与政的适度分化以及政与治的功能区分。
后者则是在政治方向的框架中进行技术化治理。这意味着，因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高度自治引发的各种负面效应开始显现，需要在私人自治的基础上适度强化国家干预。
（3）议—行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即针对立法权的规范审查以及针对行政、监察等权力的合宪性审查。这三者之间关系演变的趋势，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因社会复杂性提升而导致的国家权力运行实践的变迁中加以透视。
这在物权法的审议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54]法国便有类似的做法。[54] 参见胡锦光：《论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空间》，《政法论丛》2019年第4期，第13页。这种日常的行政体制中，决策具备技术性和专业性更强、可预测性更高的特点，于是治逐渐从狭义的政中分化出来，在政治系统中形成了政与治的分离。参见李忠夏：《宪法变迁与宪法教义学——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18页以下。合宪性审查需要在这之间保持平衡，从而最大程度实现政治系统的功能，即效率与约束的双重实现。
作为法律性安排的宪法解释，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结合具体争议，借助法律解释技术展开说理和论证。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国家机关要发展出专业化的科层体制。
第二、三个子原则涉及国家机关的权力运行和权力配置的原理，属于治权维度中的国家权力分配原理。[44] 彭真曾指出，宪法修改草案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总纲》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原则规定的延伸。
在我国的议政体制中，政党意志与国家意志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政党意志的形成和贯彻是议—政维度的核心问题，从政党意志转换为国家意志的过程需交由合宪性审查机关加以确认。参见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第37页以下。
[49] 关于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审查，参见前引[4]，邢斌文文，第61页以下。合宪性审查制度建设，离不开对其制度功能的设计和探讨。具体来说，宪法监督权是全国人大拥有的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之权乃派生于全国人大，较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属的宪法解释权更具有根本性，因而需要强调其政治属性。一方面，八二宪法以来的宪法变迁与社会系统所描述的功能分化图景存在一定的契合。
当然，对政党意志的确认和探查应限定在必要范围内，即只有当立法内容本身涉及重大政治争议或意识形态分歧时才能适用，否则就只应在宪法的规范框架内进行审查和解释。其三，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并非是全权的，[43]全国人大的最高性体现在拥有终局的监督权。
这一议行结构的特征不能简单地用合一、分开或者融合来概括。二、合宪性审查的功能定位：维系议行二元结构的平衡 国家权力既要在政治民主过程设定的政治方向中运行，又内在地建立起了分工体系，从而实现民主运行、专业行政、政治集中三者的平衡建构，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系统的功能，满足民主集中制的要求。
治作为专业化的科层运行机制，能够更加高效精准地回应社会环境中诸如金融、科技、互联网、食品安全等领域的问题，并将相关信息反馈给政，促使其对政治决策进行反思和改进。另一方面，政治民主过程本身包含但不限于代议制民主过程，合宪性审查不仅应对代议制民主（立法决定）加以规范，也应对广义上的政治决定加以规范。
无论是从合宪性审查制度自身的属性，还是从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来看，合宪性审查权都应在政治结构中专属保留给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应像立法审查一样出现多元多轨的情况。（2）要通过合宪性解释的方式使立法符合政党意志。[46] 关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分工方面的讨论，参见前引[42]，韩大元文，第3页以下。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八二宪法中已经蕴含了合宪性审查功能展开的双重制度安排。
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政治决定作出过程中可能出现专业知识不足或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此时，专业化的治理机制可以对政权结构提供反馈。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宪制背景下发掘其在国家权力运行体制中的政治功能。这三者关系的不同，构成了民主运行机制的不同以及集中在实现形式、程度与范围上的差异。
[35]张翔认为这段话要表达的核心是国家权力行使要有效能这一原理，进而与国家权力配置的正确性问题联系在一起。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